得知周信有老师被评为国医大师，作为学生的我除了高兴，还有深深的祝福。

　　学医之路

　　周信有生于1921年，祖籍山东牟平。少时家境贫寒，随父闯关东，习文弄武，自强不息。入过教会学校、为了生计耍拳卖艺、替人画像……真可谓吃得苦中苦。在那个积贫积弱的年代，周老志于“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救世理想，从师习医。20岁时，日本统治下的伪满政府实行汉医考试，他参加并应试合格，取得《汉医认许证》，开始了悬壶济世的医学生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响应政府号召，带头组织安东市第一联合中医院并任院长；1960年，周信有奉调北京中医学院《内经》教研室任教；1970年为支援大西北建设，由首都来到甘肃临夏，再至兰州新医药学研究所；1978年和于己百先生共同创建甘肃中医学院。可以说，周信教授有一边临床科研，一边办学兴教，呕心沥血，夙兴夜寐，孜孜汲汲于中医学事业，“国医大师”之称实至名归。

　　硕果累累

　　恩师周信有一生勤于教学、勤于临床、勤于思考，故著述亦多，如《内经类要》《内经精义》《决生死秘要》《周信有临床经验辑要》等。周信有常讲，他的专著均是60岁以后所为，因为这时学验俱丰，倾囊相授，良苦用心，不言而喻。正如他在《自序》中说：“宵衣旰食、废寝忘食者何也？盖为将来者也。”值得注意的是，在经验集中，考虑到医学的社会行为性和中医病名标准模糊、特定性不强的问题，书中疾病名称均与现代医学病名统一之后，再冠以中医相应病名。具体疾病内容，均以中医理、法、方、药进行阐述。周信有认为，传统中医可以借鉴吸收现代医学之长，中医的发展也离不开现代科学的轨道，中西并存，互相结合，互相渗透，是时代所需。两者各有所长，亦各有不足，而中医的发展必须承袭其自身的理论特点和长处，传统“宏观辨证”和现代“微观辨证”有机结合，而不是时下简单地“西医诊断，中医治疗”的两张皮模式。因此，基于深厚的中医理论素养，周信有在临床实践中逐渐形成具有自己特点的“综合运用、宏微并重、整体调节”的遣方用药原则。其科研成果“舒肝消积丸”“心痹舒胶囊”疗效优越，是有扎实理论功底和临床实践基础的。

　　治学有道

　　周信有学崇《内经》，深谙《素问》《灵枢》要旨，认为要想具有丰富的中医理论素养和过硬的临床本领，必须对《黄帝内经》一书刻意研精、识契真要，方能知本达末，指导临床。如医圣张仲景在《素问·热论》基础上著成《伤寒杂病论》，开拓了临床医学辨证论治之路，王叔和《脉经》、皇甫谧《甲乙经》皆在《内经》基础上发展了中医诊断学与针灸学；张景岳因《内经》“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等语而阐发了“阳非有余”论，治疗上重视温补肾阳命火而成为“温补派”重要人物……其宗旨可总结为研读《内经》，要善于揭示并领会其哲理性、整体性、综合性与实践性，以此作为认识问题的方法。

　　杏林耕耘

　　周信有对待学生和蔼可亲。一次讲座中，论及附子，有学员请教附子用法。周信有讲，附子温阳散寒、温经止痛，张景岳因于《内经》“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认为“阳常不足，阴本无余”“气不足便是寒”“生化之权，皆由阳气”等，开启后代火神派。近代医家祝味菊认为“附子振奋细胞，活跃抗力，以奏捍卫之功”，是以危重急症非猛药不能胜任，附子便是其中之一。具体用量首次可用9克，逐渐加大至30克，一定要炮制使用，开水浸泡先煎1小时。周信有还引用现代研究资料证明附子经加热处理后毒性仅为原来的1/200，但其强心成分经煎煮不被破坏证明。“活到老，学到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周信有传道解惑、教学相长的真实写照。

　　回忆往事，历历在目。2001年开始，我有幸跟随周信有学习、跟诊3年，耳濡目染，获益良多。初学医时我也肤浅地认为《内经》重于哲理，与临床关系不大，又畏其文字古奥而不愿去学，现在想来，实在是浅学无知，没有打好基础。譬如《病机十九条》，为医者多曾背过，但到具体看病处方时却未必灵活运用。周信有治疗一些皮肤搔痒疾患时于疏风止痒方中加点黄连或栀子。周信有即举“诸痛痒疮，皆属于心”而证，并进一步分析讲，有痛痒感觉的疮疡之证，是偏于属火一类的阳性疮疡，正如张景岳谓“热甚则疮痛，热微则疮痒”。这里的“心”亦非实质心脏，是代表火与血脉而言，心火盛，血分有热，火郁肌肉营血之中，进而坏血腐肉成疮疡，现症虽属过敏，而病机究是血热火盛，故可通之。

　　颐养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