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国医大师王绵之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要编这部书，非南京中医药大学莫属。”这里有老一辈的文化积淀与人格力量，有新一代的志存高远和厚积薄发。

 

孙世发团队努力从中医药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延续文化基因，萃取思想精华，展现精神魅力；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中医药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成功编撰出版《中华医方》。

 

方剂是历代医家思维方式的凝结，继承和利用好这些方剂，是中医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华医方》可读性和工具性兼有，每一部分的编写都付出了极大的劳动，每一个病症都体现了“史”的脉络。它继承和发扬了以病统方的传统形式，为现代中医临床服务。

 

《中华医方》不仅继承了中医药的优良传统，更是与时俱进，将这种优良传统与时代结合。

 

该书不仅对中医方剂学的继承与创新产生重要作用，也势必会对中医药各相关领域产生有益的影响，特别是对临床各种病症治疗选方用药提供参考和拓展思路，也将为未来的新药研发提供扎实的文献素材。

 

当近一米高、重37.5公斤的红皮精装书摞在面前，看到《中华医方》四个金字熠熠生辉，记者一下子被震撼了。这是继《中药大辞典》《中医方剂大辞典》《中华本草》之后，南京中医药大学专家学者牵头编纂的又一部大型中医药文献巨著。

 

2015年5月，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这部书共12册，分列伤寒、温病、内科、妇科、儿科、外科、骨伤科、五官科、眼科等类别，以病症为篇目，收载方剂88489首，2800余万字。这是迄今为止内容最新、信息最全、收方最多、分类最详以及临床实用性最强的中医方剂类书，填补了《普济方》问世至今620余年以病症列方之大型方书的历史空白。

 

江山代有才人出

 

“要编这部书，非南京中医药大学莫属”

 

聊起编书的来龙去脉，主编孙世发教授笑呵呵、慢悠悠地娓娓道来，如同在讲一个故事。

 

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中医方剂大辞典》是让南京中医药大学倍感自豪的一部巨著。该书收集了中医有史以来散在于各类著作中的全部方剂，是我国历史上最完整的中医方剂学著作，于1999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获奖前的1997年，由国家组织的《中医方剂大辞典》报奖会议在山东烟台举行。当时的评审专家认为，这套书作为查阅方剂的工具书，价值很高，但作为临床指导的资料书，使用起来不太方便。这是因为，《中医方剂大辞典》以方剂为单位，以方名为条目，查询对应辞目方便，但难于临证应病而索方。

 

能否编纂一部以临床病症为纲的方书，以病统方，既有工具书的性质，又有实用性，能起到指导临床作用的参考书呢？

 

孙世发动了心思，他翻阅了大量的古代医学文献后认为，方剂是治法的体现，以病统方是方书编纂的传统。他举例说，《五十二病方》是以每种疾病作为篇目标题，《千金方》《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普济方》等，都是采用以病统方的方式编纂。这样的分类和编配方式比较合理而实用。如今，我们要整理古今的中医方剂，也应该继承这种方式，为现代中医临床服务。

 

据他回忆，已经去世的《中医方剂大辞典》主编彭怀仁教授生前也想编纂这样一部医书，也曾多次与他谈起此事，并定书名为《中医方海》。但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此事一直拖了下来。

 

作为《中医方剂大辞典》的副主编，孙世发在编纂该书的后期，通过老师指点和深潜自修，已经具备了驾驭编纂大型医书的能力。因此，他一直希望自己能完成这样一部大型方书，与《中华本草》结成兄弟篇。

 

针对编纂大型方书之事，首届国医大师王绵之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要编这部书，非南京中医药大学莫属。”一句话道出他对母校的厚爱与尊重，道出他对南中医实力的认可与评价。他知道，这里有老一辈的文化积淀与人格力量，有新一代的志存高远和厚积薄发。“江山代有才人出。”前几部大型中医工具书都诞生于此，这部书也一定会在南京出版。

 

计利当计天下利

 

信念支撑团队皓首穷经，十年成一书

 

“始学于知识，悟道于实践。”心中有了目标，孙世发自2002年就着手准备，并利用休息时间尝试编写小型方书，摸索以病统方的体例模式，积累经验。人手不够，他就自己出面邀请本校和外校的一些老师，还有20位曾经带过的硕、博士生帮忙编写，组成“临时”团队，并陆续出版了《中医肾病良方》《中医肝胆良方》《中医妇科良方》等一系列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