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大家”张汉祥上与官悟尘

    张汉祥，生于1911年，天津市人，中医主任医师，甘肃省政协委员会第一、二、三届常委。青年时在京勤工俭学，同时在燕京大学旁听学习。拜京城名医方伯屏为师学习中医，后入协和医院学习并从事临床药学工作。1940年至1949年，先后任山西省立医院、兰州国立西北医院药局主任。期间时常隐居潜修，以天资颖悟及勤奋苦学，系统学习研究中医理论，博采各家之长，耽嗜典籍，融会贯通，尤对仲景学说领悟颇深，终成大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总医院药局主任，高干疗养所所长。曾当选中央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专题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兰州分会中医科学会副会长，甘肃中医学会会长。1953年受命创建甘肃省人民政府中医门诊部并任主任，在此基础上于1956年创建了甘肃省中医院并任首任院长，主持医院工作近20年，治愈患者数以万计，培养人才不计其数，在甘肃中医事业发展历程中居功至伟。长期兼领中央领导医疗保健任务，多次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先后荣获甘肃省和兰州市劳动模范称号。

    张汉祥离开繁华都会到西北

    张汉祥院长为什么在学业有成事业有得之际离开平津等繁华都会来到西北、来到兰州呢？这个问题笔者在参与第一次医院院志编纂时就在思索，曾利用修志的机会翻阅了很多资料，请教了许多医院的名家耆老，但因为老院长的相关档案已不在医院，个中原因未能查清。

    2013年，偶然的机缘巧合，有幸见到了张院长的个人简历，其中有如下记述“1940年，因太平洋战起，协和医院将要停办，应陕西省立医院之聘任该院药局主任”，“1941年，在山西省立医院工作不满一年，该院改为‘铜旭医专’，又有日本人来参加工作，我便设法离开该院，回天津筹划奔内地”，“1943年（32岁），由天津通过日本的封锁线，经过千难万险，辗转由黄河北岸孟县渡河，经孟津、洛阳、西安到兰州。在路经洛阳时，认识了上官宗莲，我来兰州是她伯父上官悟尘先生介绍的”。根据以上描述，笔者先后断断续续利用近2年时间搜索查阅相关资料，终于有所收获。

    兰州大学历史系刘国铭教授编著、由团结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记载：“上官悟尘，河南光山人，生于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1906年入直隶陆军幼年学校，1908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入保定陆军第一预备学校学习。1910年赴天津组织革命小组。1913年赴江西湖口参加二次革命。同年10月赴日本，入长崎医科大学。1920年归国，历任河北大学医科教授、河南大学附属医院院长。1948年12月任河南省政府卫生处处长。”在1981年出版的《河南文史资料》第六辑中刊有老先生参加辛亥革命与讨袁战争的回忆文章。通过网上搜索还收集到了其他丰富的相关信息，包括这位老先生的手札、个人书稿、信物的拍卖情况，从中显示上官悟尘早期投身辛亥革命并曾为孙中山的保健医生，留日期间曾与蒋光鼐、钱大钧、胡景翼等民国时期著名军政要员同学。后弃武习医，回国后翻译日人田中佑吉相关论著，以《近世法医》出版，成为我国近现代法医学重要典籍。此外还编著有《消化器病》《衰老与长寿》《食物常识》《谈谈常见病的症候》等。各种信息足以证明上官悟尘老人为我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位名人，是早期辛亥革命者、著名民主人士、著名医学家、教育家。

    上官悟尘指引张汉祥到兰州

    那么当年他为什么指引张汉祥来到兰州发展呢？笔者在网上查阅了大量的相关历史资料得知，这其实与兰州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逐步上升的战略地位密切相关。

    首先，“九一八”事变之后，随着日本侵华野心的不断彰显，中国政府也在为即将面临的大规模战争侵略进行相应的战略准备。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内的要员宋子文、戴季陶、邵元冲、张继等纷纷提出将国防建设的主力和重点放在西北，要把西北作为中华民族在未来战争中的生命线。以西安为起始，建设关中地带，之后即以兰州重点完成国防战略建设。蒋介石在谈到建立后方根据地时认为：“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阵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 1937年中苏签订“互不侵犯协定”后，苏联先后提供给中国的215亿美元的易货借款，以“购买苏联制造之工业商品及工业设备”名义开始向华输送大批军需物资，西北公路顿为战略交通要冲。全国经济委员会即在兰州设立西北公路运输处。1939年《中苏通商条约》签订后，苏联在兰州设立商务代办处，而中国代办对苏出口业务的各大公司都在兰州设驻办事机构。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滇缅、滇越陆路运输线为日寇切断。苏联—新疆—兰州的西北国际陆路交通线和印度—昆明的空中航线就成为抗日战争中至关重要用的生命线，兰州作为西北国际援华交通线枢纽的战略地位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