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经中的中国文化元素

  《黄帝内经》医学理论的最大特点就是充分融汇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归纳《黄帝内经》医学理论,包括以下中国文化的元素。

  返璞归真

  璞,是未经雕琢的玉石,比喻人的天真状态。即《内经》认为人是自然之物,是适应自然环境而生存、繁衍的高级生物,所以《内经》构建了天、地、人的概念,并研究三者的关系,如《灵枢·本神》说:“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人的生存及生命需要天地之气来维系,人离开天地之气的维系就很难生存。

  因此,《内经》认为人的各种疾病都与自然环境有关,如《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可见自然环境对人的生存很重要。所以《内经》提出了顺应自然的养生防病思想及方法,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中古之时,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其次,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其次,有贤人者,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辩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

  “返璞归真”是道家的思想,所以,也有人认为《内经》的以上医学思想是受了道家思想影响,这样的思想在《内经》里还有很多,《内经》并由此建立了顺应自然的系统医学理论体系,提出相应的防治疾病原则和方法。

  和衷共济

  和衷共济是儒家的思想,也是中国文化包容性的体现,《内经》同样汲取了其思想精髓。一方面提出,人与天地自然相应,天地人必须保持和谐统一,人才能健康地生存;另一方面提出,人体五脏以及五官九窍、肢体、经脉、气血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它们之间保持着协调统一的关系。

  《内经》尤其强调五脏六腑的协调平衡,如《素问·灵兰秘典论》就将五脏六腑比喻成政府机构的职官,提出十二藏当“相使”,而“不可相失”,而《内经》奠定的中医藏象学说,也是秉承了协调平衡、和衷共济的思想。其次,《内经》的治则治法也渗透着协调平衡的思想,即任何治疗疾病的方法,其目的就是恢复人体自身的平衡,达到阴平阳秘的状态。

  在养生方面,《内经》同样注重协调平衡,如调和精神情志、和合五味、方制相伍等,这些都是《内经》和衷共济思想的体现。

  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也是儒家的重要思想,《礼记·大学》有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说:“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格物致知大概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探求物质世界的本源,即实事求是;二是说知性、智慧,即通过对世界的认识而获得的智慧。

  《内经》的理论就是对人体、自然认识的大智慧。它试图深入到人体生命现象的每一个层面,去充分认识和发现其中的规律,再结合实践经验,逐步提炼出人体健康的若干条件,总结出疾病发生、发展及防治的思路和方法。因此,它对中医两千多年的发展一直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正由于有格物致知思想的指导,中医认识疾病的脚步并没有因《内经》的成书而终止,而在《内经》成书以后,许多医家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进一步丰富了中医对疾病及其防治方法的认识,使中医理论愈臻完善。

  穷理悟道

  穷理悟道是理学的重要思想,它既是儒家格物致知的体现,也受道家所推崇。格物和穷理也是朱熹推崇的思想,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所以穷理悟道融汇了儒、道、佛的思想,在《内经》里,主要体现在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

  由于古代科技水平的局限,《内经》难以完全用解剖、客观的生理等来解释人体的功能,因此,在认识比如藏象、病因病机、病证等问题时,就借用了理学的方法来归纳,或规范。因此,《内经》也将医学之理称为“道”,学医为业当悟其道,就是要把握其内在规律。

  溯本求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