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大师贺普仁钟爱针灸文物和古籍

国医大师贺普仁教授是我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时的评审专家，那时因为感到自己与贺普仁教授之间差距太大，还没有足够的自信前去拜访。直到毕业10年后才揣着已经出版的两本与贺普仁有关的小书，怀着几分惴惴不安的心情去见贺普仁。当我如约走进琉璃厂附近的一个四合院内，贺普仁正在给人看病，后来我才得知，贺普仁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为来自各方的病人义诊，我见到的只是无数次义诊中的一幕而已。待病人离去，我趁着贺普仁针还在手，就提出想体验一下针感，贺普仁为我扎了内关穴，进针轻灵无痛，针刺到位后似乎也没有更多的术式便静以留针，不一会儿针感出现并渐渐增强，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非常舒适奇妙的针感。顺便说这次不经意间的针感体验，后来在不知不觉中开启了我针灸研究的新路径：先是随贺普仁在北京中医院跟诊，后因科研管理任务繁重难以坚持，又让妻子接着跟师半年。之后又从2002年开始走访民间针灸人，调查古典针灸在当代的传承实况，这一步步本不在计划之中的探索之旅却为我今天撰写《古典中国针灸学大纲》积累了丰富的、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只可惜贺普仁教授没能看到这本我最想让他看的书。

钟爱针灸文物和古籍

第一次登门拜访除了奇妙的针感体验外，留下最深的印象便是贺普仁家满屋的针灸古籍。当时正值我为编撰大型针灸古籍丛书《针灸古典聚珍》，日复一日地往返、驻足于全国各大图书馆，收集资料、鉴定版本、选定底本，并高速地为整套丛书所收录的全部60多种针灸典籍撰写“书目考”，那是我研究针灸古籍最投入的阶段，几乎到达了痴迷疯狂的程度，一下子见到这多针灸古籍，心里多么想请求贺普仁让我通读一遍——哪怕只看一两个小时也是莫大的满足啊。可当时开不了口，内心却一直期待有一天贺老能主动提出来，我一直在等待这一天。后来我和贺普仁谈论古籍和文物的机会越来越多，特别是在编撰《中国针灸史图鉴》期间。我知道有些针灸文物是贺普仁独家收藏，每当我提出要拍摄哪些文物图像时，贺普仁总是比我自己还上心，为了获取最佳的拍摄效果，贺普仁把珍贵的文物拿到室外摆放在不同的高度、角度，一遍遍地让我拍摄，直到满意为止。更令我感动的是，在贺普仁的大力帮助和支持下《图鉴》顺利出版并获得巨大成功后，贺普仁又把我叫去说：“龙祥，这是我早年收藏的两套经穴图和明堂图，《图鉴》中没有收录，送给你。”对于常年与针灸文物打交道的我而言，一眼便知它的价值，于是激动得语无伦次地说：“贺老，我想象征性付您一些费用，只是想表达一下感激的心意”。不曾想贺普仁一听就急了：“龙祥，你跟我提钱，这不见外了吗？”我只好收下这份重礼，交由当时我负责筹建的中国针灸博物馆收藏，并以博物馆的名义给贺普仁送上捐赠证书。

以后每当贺普仁新得什么针灸文物或古籍，总会叫我一道鉴定、欣赏，但我却一直没有等到贺普仁主动让我通读其所有藏书的机会。直到我的研究方向已经转向学术史和针灸理论研究时，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向贺普仁说出埋在心中多年却一直也没说出口的那个愿望，贺普仁一听就乐了说：“嗨！其实我早就想让你帮我系统整理藏书，只是知你惜时如金，一直不忍说出来”。如果我早一点说出读书的心愿，早日加入贺普仁藏书的整理，那么在《中华针灸宝库·贺普仁临床点评本（明清卷）》的编撰中，会做出更多实在的工作。正是在那一刻我的心间更增添了对贺普仁那份深深的敬意。我想，大概是我与贺普仁同一个星座，在性格上有不少相似之处吧——感情入微而不外露，不善言表，平日的交流主要不是靠语言，而是心灵的相通。从一桩桩大事小件中我深深感受到那种超越师生、情同父子的爱，内心也很感动，却从未在贺普仁面前，用语言表达过这份感激之情。

古典文献是随时可以请教的老师

令我深深感动的另一件事，2007年底的一天，贺普仁给我打电话说：“龙祥，我做了一个针灸铜人，想请你来提提意见。”对于多年研究针灸学术史的我而言，比别人更懂贺普仁在晚年亲自设计针灸铜人之举；而对于一个制订过经穴定位国家标准、亲手完成针灸腧穴图的点穴以及针灸铜人点穴的我来说，也比其他人更清楚地知道完成这一壮举所要付出的艰辛和所经历的困难，在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艰难日子，贺普仁却始终没有跟我提及。现在，贺普仁以一己之力度过重重难关完成这一切之后，又如此诚恳地请我提意见，这给我带来的是另一种不同的内心震动。面对这样的真诚，你会忘记自己的微小，会放下一切顾虑，拿出全部真诚，竭力让这具寄托希望、浸透汗水、闪烁智慧的针灸铜人珍品在公开亮相之前少一点瑕疵，多一分美。